簡單邏輯

在一個集體低B多年的社會，荒誕事俯拾可見，即使足不出戶，打開報紙電視，到處都是笑料。例如這一樁：毒品飯堂猖獗，社團促請政府對犯毒分子加重刑罰。

報導指毒販不只在人流稀少的地方販賣毒品，還租借舊式樓宇單位作毒品飯堂之用。然後這位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社團代表便一本正經，對着麥克風，「質疑」「有關當局」對毒販之刑罰是否太輕，「促請」政府修改條例，加重對毒品販賣罪行的刑責。

本地一眾「社團高層」面對普羅大眾時所表現的中國式思維，早已從插科打諢升格至沉悶不堪。毒販為甚麼要選擇那些地點進行交易，而不是旺市大街？明顯是因為害怕被警察抓到。那麼他們害怕被抓到的原因，自然不是因為警察會對他們濫用私刑，而是懼怕刑罰，不想坐牢。只要學過最簡單經濟學常識都知道供求定律：道友對毒品需求大，有求自然有供，對毒販加重刑罰，在需求不變下，毒販的風險成本就會轉嫁至買家身上，即毒品價格會提升。毒品賣貴了，金錢利潤增加，自然有更多毒販願意挺而走險。刑罰愈嚴苛，價錢則愈高昂，買賣之間的關係是不會變的――只要供求關係不變。

在中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販毒是死罪。且無須證實販賣，連藏毒的最高刑罰，都同樣是死刑。現代「先進國家」的刑法，沒有勦家滅族，死刑已算是最重的刑罰了。那麼中國或馬來西亞是否毒品絕緣國？當然不是。只要有需求，就有供應，在供應者處着手刑罰只會把成本迫高。賣淫工業無法杜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刑罰從來只會針對娼妓，而相對地，對消費者（即嫖客）的刑罰卻是天淵之別。風險提高代表成本增加，貨品價錢上漲，只要需求存在，無論販毒抑或賣淫都不會停止的。對嗜毒者來說，毒品是沒有代替品的，毒品價格提高，他們傾家蕩產、不顧一切都要得到，構成對社會治安嚴重威脅的隱憂。

澳門刑法相對鄰近地區算是較輕的，這固然有其原因，這裏不贅。哪裏出現問題便加重對該行為的懲罰，社團代表以這種「屋邨師奶街頭打仔」的教子方式，來對政府施政及立法作出意見，事後還宣稱其言論代表民意，是否對市民的智慧有點侮辱呢？他會不會想到，以毒品利潤之高，加重刑罰後很可能會為某些執法者帶來貪污受賄的機會呢？此君又是社團新組成的所謂「智庫」的一員，那麼在召開記者會前，是否應該想出一些表面上「具建設性」的提案，例如多建立戒毒中心或加強對管制藥品的教育，才致電記者去做Show呢？

全球已售出超過四百萬本的暢銷書《Freakonomics》裏，便提供充份數據解釋為何政府對毒販加重刑罰行不通。此書已在前年拍成紀錄片，美國中產幾乎人手一本。據說澳門有百分之四十二市民自稱為「中產」，這位對傳媒發表高見的「社團高層」，相信屬於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八――當然，澳門「中產」不屑崇英戀美，對人家的研究分析毫不放在眼內，這也是可能的。本地社團大多代表藍領基層，若見解過於「精闢」，不被其代表的階層所接納，這種憂慮以智庫成員的智慧大概早已想到。澳門的邏輯從來不複雜，想想當中的脈絡，一切忽然變得合理起來。

不做老二

倫敦奧運閉幕在即，各項目獎牌得主塵埃落定，有人歡喜有人愁。那麼到底是誰歡喜誰人愁？依照常理，拿獎牌的自然比沒獎牌的高興――獲得冠軍的比拿亞軍的高興，拿銀牌的又比銅牌的高興。

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九十年代初，心理學家基諾維治（Thomas Gilovich）在電視上注意到運動員在大會或裁判宣佈比賽結果時的臉部表情，發現大部份獲得第二名的選手都面帶澀色，相比之下，第三名選手卻笑得更加開懷。這個細微的現象逃不過他一雙洞察力驚人的眼睛。他隨即與當時仍是他學生的Victoria Medvec展開一系列研究，去證實他的觀察。

他們發現結果是肯定的。作者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作祟，在事後不停想着「本來……」這個問題。換句話說，銅牌得獎者會「往下看」跟第四名相比，覺得「趕上尾班車」，感到慶幸，因而在頒獎台上展露笑臉。可是銀牌得獎者卻不是這麼想了，這個可憐的人不由自主地「往上比」，認為自己輸給了冠軍，把金牌拱手相讓，本來可做世界冠軍的，現在變成老二，自然心有不甘，在頒獎台強作歡顏。

但說到底畢竟是全球的第二名，為甚麼亞軍得主不能去想「本來可能只得第三的，現在竟得第二，真是好極了」？同樣是「本來」，「本來甚麼都沒有」和「本該是第一名」，快樂不快樂，往往就是一念之差。當然，這些只是西方文明國家的研究成果。在一些全國人民每天喊着「衝金」、把運動員取得金牌以外任何成績皆稱為「失金」的國家，唯一一件運動員事後會想的事情就只有辜負不辜負十三億人民的期望。

二○一二倫敦奧運會最終獎牌榜依次為美、中、英、俄、韓，「超英趕美」已成功一半，只可惜，本來是第一的。

免費的「奧運偉哥」

早前某英國藥廠的科學家研究出一種能增強男性持久力的藥物，坊間稱之為「新偉哥」。宣佈當日市場當時反應也相當「亢奮」，期待這「新偉哥」能超越市場總銷售量高達二十億英鎊的笫一代「偉哥」。

實際上「新偉哥」的效用如何？該研究發現「新偉哥」能把實驗中早洩男性的持久力由平均的0.6分鐘提升至2.5分鐘左右，即大概兩分鐘的「延長加時」。春宵一刻值千金，「新偉哥」確實潛力不少。

按此推論，假如世界上有一藥物能同一時間讓起碼上億人高潮般的興奮，定必價值連城。

事實上這神丹妙藥已經存在，名為「奧運偉哥」，是「偉大無私」的執政集團特為國人而設的免費福利。其效用是當五星紅旗在「義勇軍進行曲」的背景音樂下緩緩升起時，所有自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南京大屠殺以降，累積上百年的民族屈辱馬上煙消雲散。國人亦彷彿終於擺脫「東亞病夫」之稱號，雄糾糾的抬起頭來。 雖然每次只得一兩分鐘，但那熱血沸驣的快感應是千金難求的。

問題是經濟定律斷定免費的東西遲早會被過度消費而絕跡。因此，為了保持這「奧運偉哥」的長期穩定供應，並順道解決金牌運動員退役後生活的困難，我提出每位炎黃子孫在看見同胞站在奧運頒獎台的高峰而得到「民族性高潮」的同時馬上捐出人民幣一毛錢（或以上）作為運動員的退休基金。以每次項目有一億中華兒女觀看的保守估計，並以有一半人一毛不拔的最壞打算，每位金牌選手都起碼有五百萬人民幣作為對國家對人民貢獻一生的回報。

到時候得獎運動員口中的「感謝國家，感謝黨領導」定必更見真誠，而笑容的盡頭再也不會有前途未卜那一絲憂慮。

風吹來的「不義」之財

北京最近暴雨成災，公共交通癱瘓，據說少數仍在工作的的士司機則向乘客「趁水打劫」索價六百八百不等，引起民憤。無獨有偶，英語中因意外發的橫財稱之為“Windfall Profit”，但少了我們道德批判的成份。

在商業世界「風吹來的錢」舉目皆視。兩伊戰爭時油價高企使石油公司發了筆橫財；鄰國人心惶惶不惜斥巨額投資但求買下香港物業或第三世界島國護照作保險；具爭議性的例子還有當年美國颶風Katrina吹襲新奧爾良時，有人從別的州份運水和冰到當地以數百美金的天價賣給災民等等。凡是所有因影響供求的外來因素而導致賣家或服務提供者產生的「意外」利潤，均是風吹來的錢。

現在北京的情況貌似稍為複雜一點，一方面巴士地鐵停駛導致使用的士服務的需求大增，但另一方面路上的危險和因水浸而壞車的風險增加了的士司機作業的成本。換句話說，雖是「風吹來的錢」，還得要冒險走進暴風雨中撿的。

無論如何，在這供求失衡下價格自然大漲。至於那些北京的士司機是否「貪得無厭」？也許是，但道德批判或法律規管只會造成反效果。假設某東方著名賭城的交通局局長為了嚴守「公義」、根絕「濫收車費」 ，在雷雨交加的十號風球下派出有限的警力去檢控每一位懷疑加價的的士司機，那麼還會有人願意冒生命危險出去賺幾十塊的車費嗎？這種「人人冇的士搭」的「公平」境況會是更理想嗎？ 折衷的解決辦法是政府訂立天氣惡劣情況下的士服務的額外收費，把「天跌下來的利潤」以較透明的方式分給乘客和司機，減少市民被「屈」的感覺。

想太多

暢銷作家Jonah Lehrer請辭《The New Yorker》，其專欄《Frontal Cortex》在華文傳媒渺無聲息的回響下終止了，卻在西方報業界帶來一點小風暴。美國新聞行業是否對自我抄襲的處罰程度輕於捏造名人引言，多位專欄寫作人為此議論紛紛。幾個月前我讀了羅素的《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曾在別處寫過其中論述哲學價值的章節，引述了一段落。現在碰巧遇上Lehrer的「錯失」，不如順着潮流，「自我抄襲他人言論」一次，相信華文讀者不會見怪。

羅素書中的一段是這樣的：

The value of philosophy is, in fact, to be sought largely in its very uncertainty. The man who has no tincture of philosophy goes through life imprisoned in the prejudices derived from common sense, from the habitual beliefs of his age or his nation, and from convictions which have grown up in his mind without the co-operation or consent of his deliberate reason. To such a man the world tends to become definite, finite, obvious; common objects rouse no questions, and unfamiliar possibilities are contemptuously rejected. As soon as we begin to philosophize, on the contrary, we find… that even the most everyday things lead to problems to which only very incomplete answers can be given. Philosophy, though unable to tell us with certainty what is the true answer to the doubts which it raises, is able to suggest many possibilities which enlarge our thoughts and free them from the tyranny of custom. Thus, while diminishing our feeling of certainty as to what things are, it greatly increases our knowledge as to what they may be; it removes the somewhat arrogant dogmatism of those who have never travelled into the region of liberating doubt, and it keeps alive our sense of wonder by showing familiar things in an unfamiliar aspect.

這段文字的重點，總括來說，就是「凡事別只看一面、背後有百樣可能」。學習哲學，便是取得這百樣可能的思路之匙。

如果你在遠東某個自稱「國際城市」的地方――先不要提哲學這個殺蟲水般的名詞――告訴人家「凡事不要只看表面」，再提出幾個你聯想出來的邏輯上成立的可能性，會有甚麼後果？大伙兒先是一陣沉默，然後一把聲音劃破寧靜：「你會不會想太多了？」

想太多，在此國際城市，至為罪大惡極。做事的時候，不要想。發問的時候，不要想。思考的時候，不要想。想的時候，不要想。那麼甚麼時候才該去想？事過境遷時，無人再討論時，我們舊事重提，我們要「反思」。

近年華文媒體漸流行用這個詞。我一直不解。英語中沒有相對應的詞，Contemplate？Speculate？Retrospect？通通不對，不是多了一分考量，就是少了一分做作。中文「反思」，並不是指「反轉來思考」，而是整個社會一起高潮地事後孔明，採各種Kama Sutra的姿勢，即高難度的矯揉造作，一起達至身心亢奮狀態。

一個社會，從幾時開始愛上反思？當你在社交場合為討論做一點點理性分析，不，甚至只需不隨波逐流，對事情有點自己的想法，然後，大家一起用帶鄙笑口吻說：「Relax，老友，你會唔會諗多咗？」沒有「想太多」，就沒有「反思」。兩者就像雙胞胎，互為表裏，事件時間分毫不差。凡事若多考慮一點，作判斷時想到其背後百樣可能性，那麼事後反思不反思，何值一提？

西方科普文壇小生Lehrer的殞落，是否揭示美國新聞行業對寫作人捏造名人引言的處分遠比自我抄襲苛刻？是。會不會有其他――不會，不要想，一年後我們來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