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求的謎思

颱風襲澳，電視台評論節目討論的士「濫收」車資的問題。

節目嘉賓認為，颱風期間，巴士全面停駛，的士司機收取高昂車馬費，理由是狂風暴雨下駕車風險大增，保險公司又不願受保，風險成本轉嫁至乘客身上屬無可厚非。

任何價格變動的成因離不開供求之間關係之變化。公共交通的供應量在颱風日子大減是事實，但學校停課、大部份私人企業及公營機構暫停運作亦導致需求大大減少。因此價格變動的關鍵在於的士司機決定是否提供服務時的考慮因素，和消費者所願意付出的價錢差額。的士司機若選擇開工，除了上述的路上駕駛風險外，還得放棄與不用上學、上班的家人共聚的時光，此之為「機會成本」。如果司機認為調高後的車資足以抵銷以上種種成本，便會選擇開工，否則便跟大部份市民一般留在家中，休息一天半天。

嘉賓對政府應採取的對策各有看法。一說直接從價錢着手，認為政府可以設「附加費」，即「名正言順」讓的士司機在颱風日子加價，但加多少由政府決定。

這無疑等同於政府強制為的士服務設置收費上限。先別論實際執行監管的問題，訂立價格上限，只會讓更多的士司機不願在颱風日開工，因為上面已提到，若的士司機預計所得利益不能高於成本便索性不外出工作。路面流通的的士少了，市民等候時間更長，爭車情況勢必更混亂，而且給予無牌載客車輛（俗稱「白牌車」）更大市場空間。

另一意見說，政府可考慮多發的士牌照，增加的士供應量，一來從供應方引入競爭可有助調低價格，二來從業人數上升可以分擔保險成本。

表面上聽似可行，但別忘記，的士不只在颱風期間開工，平日風和日麗也照常營業。本市一年懸掛強烈季候風信號日子不過百分之一左右，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正常天氣下，新加入的的士公司仍得與本來的公司爭生意。假設其他條件不變，除了打颱風的個別幾天，在非颱風日子的士車資亦一樣會隨着供應者增加而下降。澳門平日繁忙時段交通已十分擠塞，現在路面再多加數百輛汽車，使得的士平均完成每單生意（包括尋找客人）所需的時間相應增加，間接令每個司機的乘客量減少。的士公司是私營公司，並非你政府「引入」，我就非來不可。在權衡過整體利益下，如果認為無利可圖，對方根本不會來。

至於的士工會會不會為這將使同行收費下調的New Comer搞迎新派對，則屬另一回事。

那麼到底的士車資大幅上升的主因是甚麼？在颱風期間上班的市民，大部份都獲得雙倍甚至三倍工資作補償，願意繳付更高車資的意欲隨之增加，只要最後上班所得收入高於車費成本就可以。加上颱風日酒店穿梭巴士全部停駛，的士是這批旅客的唯一交通選擇。這些旅客當中不少是為博彩娛樂而來，相比於博彩遊戲所需的成本，區區一千數百的車資自然不算甚麼。面對如此低需求彈性的暴增需求量，供求雙方交易完全你情我願，車資高昂乃合情合理，絕非「濫收」。

不過，凡事應往好一面想。全城市民被逼困在家中，開着電視，金睛火眼留意氣象局最新消息。電視台每年每季售賣廣告時，可以拍賣形式招標，以高於平日一百倍的底價――以收視比例計算，不算誇張――發售颱風日子的廣告時段，只要氣象局一掛八號風球，馬上生效。可惜兩位嘉賓只一心想為民請命，否則當場醒此絕橋，或者日後有佣金分呢。

高斯、「高斯定理」及「黑板經濟學」

諾貝爾經濟學得主高斯（Ronald Coase）仙遊，他的成就已有名筆高徒總結。高斯是敝校校友，亦留校任教多年，自然軼事不少。在此寫一兩句：

1. 眾所周知，高斯傳頌於世的兩篇文章為《The Nature of Firms》和《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但不是很多人知道《The Nature of Firms》是他大學本科二年級時開始寫的。

2. 高斯抗拒用數學研究經濟學人所皆知。現於哈佛專治產權的經濟學家Oliver Hart曾在研討會上分享說有一次他跟高斯討論他一篇建基於高斯的論述的論文，原以為高斯會感興趣，高斯卻半打趣的回應道：「你數學那麼好，為甚麼不鑽研化學？」

不少評論人緬懷高斯的時候常提到的一點是高斯的學術文章中沒有艱澀的數學模型，讓外行人都看得懂，也借高斯的口順帶揶揄一下現在的經濟學多紙上談兵（Blackboard Economics），跟現實世界不符。的確現在某些經濟學的研究特別是宏觀經濟學中的數學有時繁複得連內行人都吃不消，當中涉及很多考量因素甚至個人喜好，難在此一一談及。但高斯的研究雖然沒有數學方程式，是否就等於較「現實」呢？借高斯著名的「高斯定理」來討論一下（值得一提的是高斯本人也不喜歡「高斯定理」這個叫法）。

「高斯定理」（Coase Theorem）簡單來說就是：只要產權界定得清晰和交易成本夠低，任何的產權分配都不會影響社會的總福利。換句話說，透過市場交易的結果會是最優的，沒有公權力能夠在不損害任何人的利益前提下，增加其他人的福祉。下文以土地發展例子作說明：

假設有一條村住滿了農民，在農地中間有一塊空地因交通不便、土地質素等問題而長年荒廢。後來有地產發展看中了這槐地向政府申請用來建高爾夫球場。政府翻查文件，發現這片土地的使用權一直沒有介定清晰，究竟應該將這個使用權應該給予地產商還是那條村的農民？

假如政府的目標是把土地分給最有效的使用者，「高斯定律」說明無論給予地產商還是村民，最終土地的使用權都會透過交易達至最有效使用者的手中。假設興建高爾夫球場要大興土木，破壞山林觀景、污染水源等等造成對村民以至社會相當於一千萬元的損失。而發展高爾夫球場能夠滿足社會的需要，帶來使用價值或 地產商的收入為二千萬元。那麼權衡社會中所有人的利害之後，地產發展商應是土地的最有效使用者。因此讓地產商擁有土地是對整個社會最有利的安排。

為什麼「高斯定理」會說產權交給誰也不會有影響呢？政府把土地使用權交給地產商自然是正確做法；但即使政府把土地使用權給予村民，地產商都能夠和願意花一千萬到二千萬之間的金額去把村民的土地使用權買回來，因此到最後土地的使用者始終都會是地產商，亦即對社會最佳的結果。

相反，假如高爾夫球場的價值只有五百萬，低於發展帶來的社會成本（一千萬），那麼社會最優的產權安排應是給予村民。即使政府把使用權給予了地產商，村民亦願意花五百萬至一千萬之間的金額把土地使用權買回來，因此最終土地也不會被發展。

「高斯定理」的確顯淺而深刻，很多人甚至以此來支持產權如何分配沒有所謂，因為市場自然會調節。此觀點亦成為 「大市場小政府」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對抗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理論基礎。這其實是對「高斯定理」的一大誤用。「高斯定理」和很多經濟學定理（如「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一樣，明顯地在現實世界中是不成立的，因為現實中交易成本如訴訟談判等成本不可能為零。那麼這些定理及經濟學理論又有何用？

「高斯定理」告訴我們一個零交易成本的世界將是最有效的，我們應做的是去研究交易成本從何來、如何能將之減低。這就是整個產權/制度經濟學包括高斯本人的研究核心。「高斯定理」的用處是在它不成立的時候，告訴我們那裡是問題的源頭所在。

且說一個「高斯定理」不成立的情況及其用處：假如實際情況是地產商應發展土地但產權落在村民之手，地產商雖願意付錢上從村民手中買下土地使用權，但必須同時賠償100名村民每人十萬元並逐一得到他們的同意。試想如果你是其中一位村民而其餘99位已經同意，那地產商願意付多少錢去買你的「同意」？如果你不同意，地產商不能建高爾夫球場，因以損失了二千萬，因此你的土地使用權最多能賣二千萬。同樣地，每一個村民也知道他們的土地使用權是同等重要，因此每人也會要求最多二千萬的售價。當然地產商沒有可能付每個村民二千萬的價錢，結果將會是這個對所有人都有利的交易沒法進行。換句話說，這情況下的交易費用極之高，其來源是村民無法協調出一個統一的方案，最終導致談判失敗。如何避免此情況發生？政府可以協助談判，指引村民選出代表去跟地產商談判，從而作出對所有人都有利的決定――以一千萬或以上的售價賣出土地使用權，再平均分給每一位村民。

這只是眾多「高斯定理」失效的其中一個，但我相信已能說明其用處。至於數學，它只是一種嚴謹簡潔的語言，迫令我們研究經濟學時把背後的假設一一列出，亦方便同行審閱其推理之正當與否。經濟學家不時做的的確是Blackboard Economics，是紙上談兵的經濟學理論，但這不是終點，是從最優最完美的制度出發，尋找現實世界中這制度失效的種種原因。

撐建制也應投民主派？用經濟學看澳門立法會選舉

澳門立法會選舉將至，對於愚等政治水皮的草民實在花多眼亂。如果撇開政治，純用經濟學的原理去分析，我會建議以下兩個簡單的投票原則：

一、 無論支持什麼政治立場，都投民主派。

又話唔講政治立場？等等，先聽我講幾句。經濟學中最廣為人認同的原理應該非「物以罕為貴」和「有競爭才有進步」莫屬。我們手中選票的價值只來自選擇直選議席的能力，試想如果立法會中所有委任和間選議席都是直選的，那麼選民中的每一票都更罕有更有價，到時無論你有什麼訴求都更能得到議員的關注。所以要支持民主派，讓他們在議會內外推動政改，爭取更多直選議席。

如果你其實是為了選舉前的「旅行優惠」、「抗通脹現金津貼」和「同鄉會聯誼飯局」，那就更加要支持民主派，因為如果下屆大部分都是直選議席，各項「津貼」定必更加優厚。為了長者們不會只有枝竹腐乳甚至卡路里甚高的薯片的「關懷」那麼可憐，我真心呼籲各位投民主派一票。

就算你父母親人或所屬團體係間選、委任或建制派議員，你也應該投民主派。因為當民主派的勢力壯大了，政府就會開始擔憂議案被否決，你們到時就變成能呼風喚雨的關鍵幾票。議價能力提高了之後，相信政府每年的資助撥款、出外考察機會只會有增無減。

最後你說討厭那些激進民主派日日遊行「搞亂澳門」，甚至你是那些被疑似黃飛雄徒弟「無影腿」衝擊的前線警員，都係要投民主派。沒有人想出街日曬雨淋，叫口號叫到聲嘶力竭，他們之所以走上街頭是因為在立法會中他們的聲音根本無法被反映。唔信？極端一點的例子：以前英國有班恐怖份子叫愛爾蘭共和軍，又槍戰又放炸彈。現在連影都冇，因為已經走入議會。

最最後宅男們可能會害怕如果沒有遊行，見「民主女神」的機會就會少了和短裙會長一點（誤）。這個擔憂也是錯誤的，因為相信你們都見到某一組別不斷有美女義工四方八面出來支持，原因當然係爭取吸引大家的注意力。經濟學家相信「有競爭才有進步」，你們也應樂見女神的地位有被「超越」的可能吧。

二、只看候選人往績，看他們過去幾年在做什麼。其他都是多餘。

人生苦短，要看那麼多組那麼多政綱和宣傳片實在是一大浪費。幸好博奕論告訴我們政綱宣傳片選舉承諾等都是沒有什麼用的，因為這些都是沒有成本的行為，學術上很傳神地稱為「cheap talk」。關於「cheap talk」的研究結果之一就是社會最後很可能達至「babbling equilibrium」，暫且譯為「吹水均衡」，意指各候選人都在說話，但選民什麼資訊都沒有得到。原因很簡單：假如每個候選人都知道說青年買樓問題能得到選民的支持，那麼每個候選人都會這樣說，反正說這些話是不用成本的；到最後當每個候選人都說青年買樓問題時，那麼選民就根本無法分辨那一個候選人才是真心關注該問題。事實上隨便留意一下今屆各候選人的政綱，都是離不開青年上樓、本地工人就業、醫療等議題。

俗語說「講易行難」，口講是cheap，行動卻要成本心血，因此去了解一個候選人的不二之法就是看其往績。例如在一些議題上他們的態度是什麼？有沒有具體行動？在立法會中怎樣投票？如上述我說要投民主派，那麼就應該看他們過去幾年有沒有持之以恆地以行動爭取民主包括上街遊行、撰文批評政府的錯失、監察警方有否濫權、書面口頭質詢官員等等。反過來說，例如他們有沒有放棄擔任政府各個委員會成員的建制甜頭？這些行為都要成本「costly signals」，願意付出這些成本是真心爭取民主的可靠信號。

自然規律

澳門首間開業的星巴克因不獲業主續租而結業，引來本地「文化評論人」「深切哀悼」，悲憤兮兮地問：「連外資都頂唔順的營商環境，說明了甚麼問題？」

強國現今經濟之強大，難以想像，而且幾乎全世界文明國家都是強國債仔。「外資」正值疲弱，頂唔順租金，除了自然規律，不知還說明了甚麼。

澳門本是個沒有思想的都市。自何厚鏵政府開放賭權，經濟實行一籃子政策，靠大陸灌水，「背靠祖國」，「打造區域經濟平台」。有香港前車之鑑，大陸「熱資」必定把樓價舖租Skyrocket。從此經濟勢比以前更一面倒倚仗單一行業。這一切，並不是沒有所謂高學歷專才人士能預示得到，但為何默不作聲？外資酒店的優厚薪酬吸納大量「人才」――如果他們是人才的話――多得大財團企業，全城人均收入三級跳。中國人普遍未脫口腔期，只需吃吃喝喝，像禽畜一樣，餵飽已足夠。「中產」自然要求多一點，還得有玩樂，比豬牛羊出色。收入增加，趕得上置業上車，有閒錢旅遊，飲飽食醉，大伙兒自然如江澤民所說：「悶聲發大財。」

賭權開放的同年夏季，首間連鎖咖啡名牌星巴克在議事亭前地開幕，澳門的半桶水左派學者出來抗議：「星巴克進駐澳門，必定影響本地咖啡室文化。」那個時候，本地沒有幾間賣咖啡的地方，除了茶餐廳以外。星巴克在澳開業後，像樣的咖啡店才如雨後春筍般開遍全城，儘管澳門人喝咖啡至今仍然加奶加糖加泡沫加圖案，或叫一杯名字由二十個英、意文字組成的非咖啡凍飲。往後星巴克幾乎每年多開一間分店，大部份在賭場內，極少找街舖，如果真有甚麼「咖啡文化」，也就是說，如果咖啡對澳門本地人有市場，豈會如此？

美國人做生意，不用你中國人來教。外資頂唔順？全球各大都市最繁忙地區都可以見到綠色美人魚的圓形標誌，包括紐約、倫敦、東京各地鐵出口及商業核心地段。但美國人早已心中有數，發現港澳舖位租金過去十年以極不正常速度增長，全球連鎖品牌的產品價格，卻不能因地方成本無限上漲而跟着大幅調高。於是在兩年前把港澳區星巴克股份及經營權全數賣給美心集團，美國人撒手不管，讓被稱為愛國商人創辦的地頭企業執手尾，由得中國人賺自己人的錢。

澳門「文化評論人」之天真，有時確使人哭笑不得。一間外資咖啡店結業，也傷春悲秋地感慨「多元之夢破滅」。城市發展，business comes and goes，再自然不過。十年前，全澳門都能預示今天發生的一切，只要有點常識的話。中國前總理溫家寶說：「澳門經濟應適度多元發展。」澳門人最聽話，在這多「元」發展方面，當然努力實現溫總訓示。現在溫總退任，澳門人多Yuan之夢，卻長做長有。

思維的迴旋陷阱

一個社會是否善於思考，從他們日常生活的語言運用就可以看出來。

你的助手某甲經常因工作草率，結果每次都要你花時間執手尾。同事問你怎麼回事，你回答：「某甲是個很馬虎╱懶散╱白痴的人。」

這似乎是十分常見且聽起來自然不過的結論。每天你身邊的人進行的所有行為你一一看在眼裏，漸漸你就這些行為開始對周遭的人作出判斷，例如愚蠢、醒目、自私、下流、無能等等。若是閒談性質，作出這種結論本身無傷大雅，但如果要根據此結論去處理問題或作認知性討論時，我們便可能會陷入「循環論證」的思維困局。

當你心中說着「某甲很蠢」時，你的根據是甚麼（換言之，為何「某甲很蠢」是真確的）？是因為某甲做了一些事情，你從而判斷出某甲很蠢這個結論，對吧？那麼再問你為何某甲會做出那些事情？一般人很自然地回答：「因為某甲很蠢。」

某甲愚蠢因為某甲做了A、B、C；某甲做出A、B、C因為某甲愚蠢。這樣一問一答的「推論」顯然地是在自繞圈子，沒完沒了的。不但未能從推論中獲得新的、有用的資訊，而且最終將會得到「事情無法解決或改善」的結論，繼而告訴自己「接受現實」，或「凡事應往好的一面看……」。這樣的想法無疑是於事無補的，只是單純「在心理上作出調整」而已。

當你往目標人物的內在因素作歸因結論的一刻，你就墮進邏輯上稱為循環論證（Circular Reasoning）的思維陷阱。關鍵是你要處理的問題並不是「他很蠢」――也就是說，他的愚蠢與否與你無關――除非你是納粹時期的優生主義者。你實際上要改變的是對方的做事方式，至於他是不是一個低能、有沒有智障、大腦有否受損，這些大概不是你真正所關心的事。如果你叫一隻猩猩影印文件，牠卻經常將文件影印錯誤，甚至胡亂把玩紙張和影印機，這個時候你應該想辦法令牠正確執行任務（例如每當牠成功影印一次就給牠一條香蕉），而不是苦苦思量牠的智力是否正常。

如果你曾經或仍然如此思考，別擔心，你不是這個社會中的少數。不幸的是，這種往內在或本質的歸因傾向不只限於個人，對象也可以是一個群體、社會、民族。

假設有社團代表被記者問到鄰近地區政府用公帑捐款遭市民反對及質疑，本地政府捐款同樣數字卻獲貴社團全力支持，這名社團代表說：「因為『文化不同』。」那麼到底是甚麼或哪方面的文化不同呢？「就是大家的情況不一樣。各自有自己的社會文化、風俗，他們有他們的文化背景，我們有我們的文化，我們應該互相尊重、包容，體現『五四精神』。」這位思想敏銳的人有深度地說。

所謂「文化不同」，意思大概就是「兩地各自的情況不一樣」。在以上的對話中，當被問到哪方面的文化不同時，受訪者應該指出兩個地區文化不一樣的地方，即「甲如此如此，乙這般這般……」，而不是粗略地重申「文化不同」的定義。並且假如後面那一句「我們應該互相尊重、包容」是前一大堆東西延伸所得的結論，則變成立論者先指出P，然後被問及P有何根據，立論者回答說因為P，所以Q。這樣滑稽的立論明顯不值一顧。

幸好這只是假設，以本地社團高層的「中產」智力，當然不會犯下循環論證這種謬誤。至於本地「中產」有多少知道「五四精神」是甚麼？不要緊，閱畢此文，至少你不會結論「澳門中產是愚昧的」――他們是否愚昧與你無關，如果他們不曉得五四精神是甚麼，告訴他們答案，賞一條香蕉，說聲乖，不作任何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