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慘世界

趕在落畫前看了電影《孤星淚》。整個演員班底的演出沒話說，尤其安妮夏莎威的演技愈來愈成熟，堪稱揮灑自如。全片的高潮在一群熱血巴黎學生組織的六月起義，被武裝軍警鎮壓而壯烈犧牲。唯一生還者馬利斯在醫院甦醒後，得知革命同僚全部殉亡，且革命失敗，無法扭轉「悲慘世界」局面，今只他一人活命，又何用哉？悲從中來，唱出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一曲。

這一幕在歌劇版本十分賺人熱淚，現在電影亦拍得動人非常。我一直端坐凝賞。卻於歌曲唱到一半時，身旁的觀眾忽然發出咯咯笑聲。我大惑不解，到底有甚麼好笑，我不明白。

整部電影由始至終沒有一處值得笑得出聲―—不錯，我已把標準降低，事實上全片根本就沒有任何笑位，不論笑「出聲」與否―—的地方，而這些人竟然可以每隔十五二十分鐘就譏笑數聲，緊隨幾句竊竊私語。不知閣下是否平日生活壓力奇大，以致銀幕上發生任何事都能成為笑場？抑或貴腦袋的構造精奇，會得自動將悲慟情感轉化為逗趣笑點？

早前編輯問我有沒有興趣寫影評。大哥，當你周圍坐滿了不懂Theater etiquette的觀眾，你還評些甚麼呢？是的，我知道安妮夏莎威瘦了許多，我亦知道羅素高爾唱得不及受過聲樂訓練的曉治積曼好聽，我也可以猜想到在閣下眼中艾寶妮這角色「好天真好傻」。但你們是否通通都要宣諸於口呢？遇到不明之處，是否非得即時向鄰座友人尋根問底不可？有何高見，留待散場時再慢慢討論可以麼？澳門人，你在戲院看電影時不說話是否會死呢？嗄？

雨果小說《Les Misérbles》，主題講述人類內心的善惡之爭，反映皇室貴族無視平民大眾受苦難煎熬，在動盪的時代，法律體系失衡，正義無法彰顯。電影完結，我凝視製作團隊名單，直至所有觀眾離場。清潔女工忙着收拾，我獨坐一角，看見座位周圍的薯片碎和可樂罐，默然不語。理想中的電影觀賞經驗，已隨着我回澳生活而不再復返―—I dreamed a dream in time gone by，when audience was fine and theaters worth going……

澳門樓價有否泡沫？

最近跟朋友談到澳門樓價的一些觀察，得悉他有朋友正打算結婚並買入了近五百萬的「樓花」，好像很久沒有聽過「樓花」一詞，勾起我小時候對香港97年瘋狂炒樓時期的回憶。機緣巧合地，香港無線《新聞透視》剛好也在探討香港樓市有否泡沬的問題。那我也借機湊湊熱鬧。

《新聞透視》的最後部份以「一個香港家庭需要用多少年的收入才能買到一個五百呎的單位」作為一個簡單觀察樓價有否泡沫的比率，發現在1981和1997這兩年即樓市泡沫爆破前夕，無獨有偶地這個比率均是14年左右。而以現在香港的樓價來計，這個比率也接近13年，距離14年的臨界點已經不遠。

我嘗試用同一個方法去看澳門樓市的泡沫，從澳門統計局的網站下載了「每月收入中位數」和「全澳住宅單位每平方米成交價格」這兩項數據，發現以2012年第三季的數據作計算，一對全職夫婦需要不吃不喝大概10年零4個月才能買到一個五百呎的單位。「10年零4個月」這個數是否很高？以2004年即賭權開放翌年和金沙酒店開業那年作比較，同一對收入中位數夫婦大概只需要3年零4個月的人工就可以買到同一個單位（見下圖）。換個說法，自2004年澳門人的入息中位算上升了一倍多（126%），但樓價卻漲了六倍之多（606%）。

可惜的是，澳門統計局似乎沒有公佈2004前關於住宅每平方米價格的數據，難以用現在的「10年零4個月」跟97年的樓市巔峰作直接比較。但此外還要考慮利率上升的風險、經濟結構單一和極度依賴大陸等的因素。保守的說，情況不是十分樂觀。

鬧爆不是文化

「鬧爆」不是文化，是agenda-setting。

香港TVB的新聞節目《新聞透視》談到「鬧爆文化」，指網上的討論往往將事情簡化，把人物標籤、繼而謾罵，擔心理性討論會漸被這種非黑即白的簡單邏輯取代，暗指近來香港社會的紛爭不斷與所謂的「鬧爆文化」不無關係。先不談以上的論述是否合理，要求社交網站或討論區留言版成為理性討論、客觀全面論述的媒介本來就大錯特錯。

在資訊爆炸的年代，世上最珍貴的資源是人的注意力和耐性；在一個沒有真正民意授權的政府所管治的地方，群眾的民意、示威的力量就是監察政府的最有力手段。在社交網站上「鬧爆」，是一種短時間內凝聚群眾注意力的手段，從而製造話題，使不知人間疾苦的政府高官去關注迫在眉睫的民生議題，即所謂的agenda-setting「議程設定」。

若然社會像《新聞透視》擔憂般只停留在「議程設定」和集體表態的階段，自然對社會幫助不大，但事實並非如此。每一件具爭議的事，經社交網站「鬧爆」和發酵後，主流媒體開始跟進，專欄作家評論員學者一一撰文互相駁斥，政府官員也被迫出來回應表態。D&G事件、簡體字滲入民間、國民教育、上水水貨客、新界東北發展等等無一不是如此模式。

這並不是要提倡「鬧爆」，但同樣這也不是洪水猛獸。無論你喜不喜歡，這是新世代媒體的運作模式，甚至某程度上是提升公民意識的方法。假如沒有網民「鬧爆」曾志豪之流，又怎引起眾人包括我的注意力去閱讀這些左翼之「奇文」，又怎引得陶傑李怡陳雲等作家學者引經據典的一一駁斥；如果沒有高登網民製作短片圖文，又怎知明光社蔡志森之流的道德塔里班和那棟篤笑牧師是如何無知傲慢，同性戀者在廿一世紀的「亞洲國際都會」所受到的屈辱和歧視是如此難堪。

希望那些有心推動公民社會的人，不要先入為主的認為所有非理性討論都有礙民智發展，所有標籤都是散播仇恨。沒有這些「鬧爆」網民，你們在博客、報紙專欄上的「真知灼見」更加沒有人看。

美麗誤會

最新一集鐵金鋼007上映不足兩週，全球一致叫好。片中有一橋段，講述由丹尼爾克雷格飾演的007為找出一連串針對英國軍情六處的惡意事件的幕後主腦而追尋至遠東澳門。本市某著名「文化學者」看畢，在社交網站大談觀後感，說澳門人看了未免會「有點難過」，原因是「劇中的澳門基本是想像出來的」。

西方人眼中的東方世界，神秘幽幽，淒豔奇幻。片中的「澳門」被電影公司的美術指導塑造成名副其實的「東方威尼斯」：黎黑陰暗的天色下是四通八達的河道，漁火點點，燈籠處處，遠端天邊閃爍着金黃的煙花，主角站在長木伐上，兩邊盡是零散樸白的蠟燭，慢慢飄過圓拱石橋，直往東方巨龍盆張大口內的賭船駛進。與人車爭路、空氣混濁、紛亂嘈雜的正版貨迥隔霄壤。

戲院出現這一幕時，全場觀眾交頭竊語。座位後傳來聲音：「澳門是這樣的嗎？」語氣似不滿澳門形象被扭曲。

澳門是這樣的嗎？我莞爾。但見在此冒牌貨中的賭場，裝潢以木製為主，沒有金漆油成的龍吐珠銅像，或七彩雷射燈光探照着的塑膠水晶；賭客個個彬彬有禮，絕無二、三十人圍着賭台同聲大喊：「吹！吹！吹！」更不會聽見由喉嚨深處發出的連聲咆哮之聲；還有，賭場帳房職員居然會用標準流利的英語跟客人對談。

這般妙想天開、嘆為觀止的「澳門」，事實上是在著名的Pinewood Studios內搭建而成的。荷里活成功化腐朽為神奇，替西方以至全球從未去過澳門的觀眾留下美好印象，實是功德無量。難過？You must be joking。如此美麗的誤會，澳門人慶幸都來不及，豈有不拍手稱好之理。

「倫敦很悶的，對吧？」

每次在澳門過假期的時候，時不時碰上一兩個半生不熟的人，寒暄幾句後總不免會有這樣的對話：

「哦？你在倫敦讀書嗎？我聽D留學英國的朋友講呢，英國生活好鬼悶的，天氣又差，D野又難食，係咪真的？」我常懷疑其實他們心裡還有句「我真係戥你慘囉」未講。他們說的時候那自滿中帶點憐憫的眼神，往往令我懷疑他們其實誤會了倫敦係北韓的首都。

有時候我會無言地苦笑作回應。不是不想討論倫敦的好與壞，但起碼要遇著對的聽眾。跟open-minded的人談論在倫敦的生活點滴是好玩有趣的事，但對於問以上問題的人，自問沒有權力或責任去open their minds。 若然他們首要關心的是天氣和飲食，最多也只能說到「其實唐人街的茶樓都好OK」的層次，再說什麼博物館演奏會恐怕也彌補不了「唱K很貴」的痛苦。

深一層的說，這群大概沒有在外國生活過的人可能心底裡有種不安感，彷佛很渴望從在外面生活的人的口中得到一句「XX都不及澳門好」的認同。可能我心地善良吧，對著這些愛澳人士，實在不能像某專欄作家般殘忍，每星期撰文在劍橋的生活多自在和充實。就個人而言，有些事，如伴侶間的愛情生活，是不適合在面書的時間線上一一列出，這不但會帶來嫉妒或隱藏著怨氣的祝福，還很煞風景。

經過智慧、人生閱歷的累積，現在的我大概會這樣回答：「係呀，真係悶到發癲。我對上一次去唱K連林峰的『Chok』都未有，真係陰公。抵佢大英帝國沒落。」

簡單邏輯

在一個集體低B多年的社會，荒誕事俯拾可見，即使足不出戶，打開報紙電視，到處都是笑料。例如這一樁：毒品飯堂猖獗，社團促請政府對犯毒分子加重刑罰。

報導指毒販不只在人流稀少的地方販賣毒品，還租借舊式樓宇單位作毒品飯堂之用。然後這位不知從哪裏冒出來的社團代表便一本正經，對着麥克風，「質疑」「有關當局」對毒販之刑罰是否太輕，「促請」政府修改條例，加重對毒品販賣罪行的刑責。

本地一眾「社團高層」面對普羅大眾時所表現的中國式思維，早已從插科打諢升格至沉悶不堪。毒販為甚麼要選擇那些地點進行交易，而不是旺市大街？明顯是因為害怕被警察抓到。那麼他們害怕被抓到的原因，自然不是因為警察會對他們濫用私刑，而是懼怕刑罰，不想坐牢。只要學過最簡單經濟學常識都知道供求定律：道友對毒品需求大，有求自然有供，對毒販加重刑罰，在需求不變下，毒販的風險成本就會轉嫁至買家身上，即毒品價格會提升。毒品賣貴了，金錢利潤增加，自然有更多毒販願意挺而走險。刑罰愈嚴苛，價錢則愈高昂，買賣之間的關係是不會變的――只要供求關係不變。

在中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販毒是死罪。且無須證實販賣，連藏毒的最高刑罰，都同樣是死刑。現代「先進國家」的刑法，沒有勦家滅族，死刑已算是最重的刑罰了。那麼中國或馬來西亞是否毒品絕緣國？當然不是。只要有需求，就有供應，在供應者處着手刑罰只會把成本迫高。賣淫工業無法杜絕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刑罰從來只會針對娼妓，而相對地，對消費者（即嫖客）的刑罰卻是天淵之別。風險提高代表成本增加，貨品價錢上漲，只要需求存在，無論販毒抑或賣淫都不會停止的。對嗜毒者來說，毒品是沒有代替品的，毒品價格提高，他們傾家蕩產、不顧一切都要得到，構成對社會治安嚴重威脅的隱憂。

澳門刑法相對鄰近地區算是較輕的，這固然有其原因，這裏不贅。哪裏出現問題便加重對該行為的懲罰，社團代表以這種「屋邨師奶街頭打仔」的教子方式，來對政府施政及立法作出意見，事後還宣稱其言論代表民意，是否對市民的智慧有點侮辱呢？他會不會想到，以毒品利潤之高，加重刑罰後很可能會為某些執法者帶來貪污受賄的機會呢？此君又是社團新組成的所謂「智庫」的一員，那麼在召開記者會前，是否應該想出一些表面上「具建設性」的提案，例如多建立戒毒中心或加強對管制藥品的教育，才致電記者去做Show呢？

全球已售出超過四百萬本的暢銷書《Freakonomics》裏，便提供充份數據解釋為何政府對毒販加重刑罰行不通。此書已在前年拍成紀錄片，美國中產幾乎人手一本。據說澳門有百分之四十二市民自稱為「中產」，這位對傳媒發表高見的「社團高層」，相信屬於其餘的百分之五十八――當然，澳門「中產」不屑崇英戀美，對人家的研究分析毫不放在眼內，這也是可能的。本地社團大多代表藍領基層，若見解過於「精闢」，不被其代表的階層所接納，這種憂慮以智庫成員的智慧大概早已想到。澳門的邏輯從來不複雜，想想當中的脈絡，一切忽然變得合理起來。

不做老二

倫敦奧運閉幕在即，各項目獎牌得主塵埃落定，有人歡喜有人愁。那麼到底是誰歡喜誰人愁？依照常理，拿獎牌的自然比沒獎牌的高興――獲得冠軍的比拿亞軍的高興，拿銀牌的又比銅牌的高興。

但事實是否真的如此？九十年代初，心理學家基諾維治（Thomas Gilovich）在電視上注意到運動員在大會或裁判宣佈比賽結果時的臉部表情，發現大部份獲得第二名的選手都面帶澀色，相比之下，第三名選手卻笑得更加開懷。這個細微的現象逃不過他一雙洞察力驚人的眼睛。他隨即與當時仍是他學生的Victoria Medvec展開一系列研究，去證實他的觀察。

他們發現結果是肯定的。作者解釋這是由於我們的「反事實思維」（Counterfactual thinking）作祟，在事後不停想着「本來……」這個問題。換句話說，銅牌得獎者會「往下看」跟第四名相比，覺得「趕上尾班車」，感到慶幸，因而在頒獎台上展露笑臉。可是銀牌得獎者卻不是這麼想了，這個可憐的人不由自主地「往上比」，認為自己輸給了冠軍，把金牌拱手相讓，本來可做世界冠軍的，現在變成老二，自然心有不甘，在頒獎台強作歡顏。

但說到底畢竟是全球的第二名，為甚麼亞軍得主不能去想「本來可能只得第三的，現在竟得第二，真是好極了」？同樣是「本來」，「本來甚麼都沒有」和「本該是第一名」，快樂不快樂，往往就是一念之差。當然，這些只是西方文明國家的研究成果。在一些全國人民每天喊着「衝金」、把運動員取得金牌以外任何成績皆稱為「失金」的國家，唯一一件運動員事後會想的事情就只有辜負不辜負十三億人民的期望。

二○一二倫敦奧運會最終獎牌榜依次為美、中、英、俄、韓，「超英趕美」已成功一半，只可惜，本來是第一的。